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宗教表达自由相当于《基本法》第5条第1款言论自由的特别法。
[47] 在美国宪法中同样出现了信徒个人理解与宗教团体教义相冲突的问题，而且法院同样认为，主流见解在此并不起决定作用。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精确界定，并不会导致自由被削弱。
在此过程中，妻子一直意识清醒，故该决定由其独立做出，但丈夫出于同一信仰并未对妻子进行劝阻。那么，德国宪法中宗教自由的意涵，是如何从传统上与我国宪法类似的解读，扩张至今天这样一个图景的？ （二）废物间活动案作为转折点 今天德国宪法中宗教自由的面貌是由联邦宪法法院塑造的，从1960年代末开始，宪法法院对宗教自由的保护范围进行了大幅扩张，而这一扩张解释的预备工作，就是对宗教自由条款的一体解释。对于外在中立，但主观上具有宗教动机的行为的认定，宪法法院也一度呈现出了收缩的倾向。作者简介：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五、宪法法院和学界的回应 （一）宪法法院对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小幅收缩 对于这些批评，联邦宪法法院并非充耳不闻，也因此对宗教自由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部分收缩。
据此，宪法法院在两次头巾案中判定，即便在伊斯兰教义中就女性着装的具体要求还存在争议，即便有的教派并不承认对女性的遮蔽诫命，但只要诉愿人个人将此作为一种宗教义务，只要根据诉愿人个人的自我理解，佩戴头巾是其由伊斯兰教义指引之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行为就受宗教自由保护。在权限问题上，尽管所有人都同意，在意见冲突时，国家具有最后的判断和决定权，[40] 但在实践中，基本权利主体的自我理解（Selbstverst#228;ndnis）却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类似的问题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中曾经出现过。
关于严格审查与合理依据审查，更是审查基准而非认定标准。首先，行政诉讼可以援引基本权利。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检察机关选择相对容易、不会引起行政机关较大反应的案件来提起公益诉讼的趋势，比如检察机关针对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数量要远远超过针对违法行政行为的起诉数量，针对影响面比较小的水污染、固体污染案件的起诉数量要远远超过针对影响面比较大的大气污染案件的起诉数量。客观宪法规范更多是一种原则，从原则的最优化实现的角度，既然主观权利的实现程度比单纯的客观法高，那么将其作为主观权利更有利于原则的实现。
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环境公益诉讼因为其起诉人受限（原本公益诉讼是任何人都可以提起的，但各国为了防止诉讼爆炸，大都采取限定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的做法），有起诉资格的主体数量有限。在环境权层面，国家在环境保护上要给付到何种程度呢？根据学者对目前各国宪法环境权条款的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客观判断标准的、最低的环境要求，比如适合人类发展或者生存（10次）、清洁的（7次）、安全的（6次）。
正如在东南大学教师状告规划局违法批准‘观景台案中，原告认为，观景台的建设破坏了其享受自然景观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但法院以该案在本辖区内未造成重大影响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6]真正与主观权利相对应的是不带有主观权利的客观法或者纯粹的客观法，即该规范所设定的义务并不对应其他的权利主体。最早对社会权的可请求性进行论述的是学者博肯福德，他将社会权视为一种宪法任务，即立法和行政在客观法上负有义务通过适当的措施去实现任务中的形式目标或规划。环境权虽然是集体权利，但是可以由个人行使。
1.环境权的可诉性 何谓环境权的可诉性，一直以来有各种误解，有必要澄清。这其中，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最难借鉴，因为该条并非对一切基本权利的兜底，只是兜底了一般行为自由和一般人格权，[51]这也是为何无法通过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解释出德国《基本法》上的社会权的原因。[12]参见王锴：《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任务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属于国家机关的政治裁量权，应当诉诸于政治过程。
基本权利的解释应当以宪法文本中包含的基本权利理论为依据。对此的反驳是，社会权对立法者的约束体现为一种可能性，即社会政策的形成必须保留或者考虑给予公民社会给付这种可能性，同时尽管采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但法院的监督仍然是可能的。
[83] 注释: *本文系2017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级教改立项基本权利限制研究（项目编号：430985）的阶段性成果。[70]因此，考虑到国家财政能力，国家无法向公民提供过高的给付，但符合其生存需要的最低给付是必须提供的，对国家的财政负担的考虑不能压倒人的尊严。
[41]Dietrich Murswiek, Umweltschutz als Staatszweck: Die ?kologischen Legitimit?tsgrundlagen des Staates, Economica Verlag, Bonn,1995, S.54. [42]Miodrag A. Jovanovi?, Collective Rights: A Leg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12, pp.115～116. [43]Rodolfo Arango, Der Begriff der sozialen Grundrecht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01, S.21. S.70. [44]参见王建学：《法国的环境保护宪法化及其启示——以环境公益与环境人权的关系为主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后者认为，自然具有独立的价值，人为了自身的独立意志，需要考虑自然。参见杨小君：《重大行政案件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比如在裘伟与张晔、裘欣然等返还原物纠纷案中，法院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时，给付的程度也不同。如果国家明显违反了保护义务，就可以视为对保护请求权的侵犯。
我国大部分学者承认，环境权包括民法环境权和宪法环境权。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我国《行政诉讼法》所采用的制度设计。
Vgl. Hans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2. Aufl., Verlag ?sterreich, Wien,1960, S.139f. [30]Rodolfo Arango, Der Begriff der sozialen Grundrecht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01, S.21. S.27. [31]当然，主观不是说对方要服从权利人带有主观心理的意思行为，而是指一个客观法规范在具体个案中的特定内涵来自于权利人基于真实心理的意思行为，此时，真实心理的意愿具有了法律上的应然。一方面，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的生存，是人的尊严实现的前提。
我国环境权入宪的现实意义在于弥补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其次，我国《宪法》51条不适宜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解释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比如有的学者主张环境权意味着公民不仅要享有清洁安全的环境，还要享有舒适的甚至美丽的环境。四、结语——兼谈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模式与基本权利模式之比较 据学者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环境权模式，另一种是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或者环境国家目标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不仅损害环境公益而且侵犯了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公权力行为，应当通过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提起主观诉讼。然而，未列举权利，既然宪法没有规定，需要合乎哪个法呢？此时，只能再次追溯到我国《宪法》51条，但是这样一来，未列举权利的合法行使是指不得损害其他未列举权利的合法行使，显然变成了一个套套逻辑。
（一）第一个要素 法律规范的存在是主观权利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5]Ernst-Wolfgang B?ckenf?rde, 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 in: ders., Staat, Verfassung, Demokratie: Studien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1991, S.115ff. [6]Franz Kasper, Das subjektive Recht-Begriffsbildung und Bedeutungsmehrheit, Verlag C. F. Müller, Karlsruhe,1967, S.47. [7]Michael Kleiber, Der grundrechtliche Schutz künftiger Generation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14, S.86. [8]Rodolfo Arango, Der Begriff der sozialen Grundrecht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01, S.21. [9]Klaus F. R?hl/ Hans Christian R?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Ein Lehrbuch,3.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ln, München,2008, S.363,372. [10]Eva Schulev-Steindl, Subjektive Rechte, Springer, Wien, New York,2008, S.167. [11]比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对基本法，不得修改联邦由各州组成、各州参与立法以及第1条和第20条所规定的原则。
在上述三个要素中，对环境权作为主观权利的最大质疑来自第三个要素，即环境权是否可诉以及环境权是否保护个人利益。第二，集体权利行使的难度。
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公民放弃环境权的限制。[29]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主观权利就失去了实践意义，正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
[72]前者属于原始给付请求权的范畴，反过来，如果是后者，则要取决于另一种社会权的请求权类型，即分享权。据统计，我国符合法律规定具有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社会组织有700多个，[80]截至2018年9月，真正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只有22个。当然为了防止诉讼爆炸，客观诉讼也可能对原告进行限定，比如只允许某些公益组织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来起诉，但是无论如何限定，这些起诉主体都不是因为自身的权利被侵犯来起诉的。三、环境权作为社会权 承认了环境权是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接下来需要明确的就是这种权利的请求内容是什么。
这反映了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要高于其他法律权利。[18]因此，环境程序权无法取代实体性的环境权，正是由于规定实体性环境权的法律条文较为稀少，才导致了学者转向宪法寻找环境权的规范基础。
据此，上诉人乔占祥请求认定被上诉人铁道部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足。[3]Dietrich Murswiek, Grundrechte als Teilhaberechte, soziale Grundrechte,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 F. Müller, Heidelberg,2011, S.588-58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德国《基本法》中仍然存在零星的社会权，比如该法第6条第4款的所有母亲都有请求共同体给予保护和照顾的权利。
然而，这一理由显然将主观权利限于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而否认了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存在的可能。有的集体权利由成员行使，不仅不会剥夺其他成员对集体权利的行使，反而会产生个别行使、集体获益的结果，或者说，其他成员搭了权利行使者的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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